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奠基弘法、度众脱苦:道安大师的思想

佛教于东汉明帝时传入,佛学的真正确立则在两晋时代。东晋佛法兴隆的原因不出道安大师、鸠摩罗什大师等先后住世弘法,奠定佛教根基;加上帝王辅佐、名士玄谈,天下靡从,遂使佛教兴隆。
两晋时代,佛教迅速发展,佛学也从重视斋祀信仰转而趋向义理了解;并由原来重视禅学转向重视般若学。道安大师对禅学系统及般若学系统都尽量弘扬,在两方面都有重要地位。无怪乎东晋孙绰于《名德沙门论》赞叹:“释道安博物多才,通经名理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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道安大师时代佛经尚未充足,佛经翻译条件不够理想,中印之间对应字词隔阂、存在着语言障碍,还有战乱不安定、对外来新思想解义不够等因缘,翻译出来的佛经其实不容易读懂。如道安大师这般想要深究佛法义理的沙门,只能一边学习、一边试着探究其真正义理。
彼时襄阳的环境相对安定,道安大师到襄阳后便开始整理以前注解的经文,并将它们重新抄录,赠送给信众,再讲解给僧众听。因为开坛讲课,来听讲的人越来越多,所以他又请人们将这些注解抄录更多赠送给来求法的四众弟子。道安大师的佛学思想渐渐地在襄阳、荆州及江东地区流传,相当受欢迎。人们普遍认为道安大师的注解比前人注解容易理解,佛学义理也非常契理契机,能解答四众修法的疑问。
道安大师是一代佛学宗师,其著作凝聚了大师的心血,透过著作也可以了解到他的佛学思想。道安大师的佛学著作,主要在濩泽、襄阳及长安三地所作,其中以襄阳著作最为丰富;但这些著作大多在岁月中亡佚,未能流传于后世,只有二十五篇佛经序文及一本完整的《人本欲生经注》存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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道安大师一生著作颇多,约有五十四种,可分为三大类。其一,对当时佛经所作注解有十九种;其二,著述十一种。包括论著八种及书信往返间、能够反映其思想精华的佛学问答三种;其三,所写经序二十四种。此类著述中,道安大师对般若思想尤为着力。其《般若经》注解有十种,对般若见解著书有三种,般若经序有二种,共计十五种般若著作。可谓尽心全力,力解经义,苦心阐述,致力弘扬,为中国般若学奠基先驱者。
道安大师正见分明,所作的各经经序就是读经的指导方针,完全按照佛学修行脉络,阐述出佛学名相解释与修行次第的关系,其佛学思想系统造诣非常扎实。佛法思想恢宏巨大,道安大师当时佛法资源稀缺,其求真思想却毫不逊色于现代经文解释,完全能契中佛法、精准掌握。
道安大师殷勤弘法不断、讲述不辍,把深奥玄妙的义理,画龙点睛般地组织成有系统的佛法,适合于当时信众的接受能力。在佛法初兴的时代,使佛法的传播倍道而进,具有极大贡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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禅观思想是佛教早期传入最重要的思想之一,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与般若思想同为佛教两大重要法门。当时,禅观思想大都受东汉安世高所翻译禅经影响。北方佛学偏重于禅观的修持,故称为北方禅学系统。道安大师出生在冀州,一生也多在北方活动。作为禅经流行之地的北方,正是孕育他禅学功底的环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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道安大师对于练心息念禅法的功夫用功甚深,后来在濩泽、飞龙山以及恒山等地停留期间,对注释佛经从不停歇。对《道地经》《阴持入经》《小十二门经》《大十二门经》《安般守意经》等禅经系统,道安大师皆有深刻见解而做注解,探究其深意。并以弘法的愿心,传授给僧众学习。在道安大师离开邺城、前往牵口山之境时,已经有四百多人追随他修习经法与禅观、遵行他的解行教诫。道安大师的解(信解经文)、行(禅修、行仪和菩提愿心)以及教诫(戒法僧规的重守)都对当时有极大影响。
道安大师讲“禅”,已经从“防闲”“念空”“制形”这类禅的功用,突出了“了色”“解形”等理论的思考。进而由“禅”发“慧”,进到解脱的境界。禅观经过道安大师等高僧的努力宣扬,北方前秦与后秦时更加兴起。北方禅学大盛,被归类为小乘禅的领域。大乘佛教禅观逮《坐禅三昧经》出,大乘禅和小乘禅别立的关系才告明确,因而促成天台止观的成立及中国禅宗的诞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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般若经最早的翻译从东汉末年的支娄迦谶开始,后来经支谦、朱士行、竺法护等人努力,将流行于印度和西域的佛教般若思想介绍到中国。西晋元康、永嘉年间,般若思想仍停留在引进阶段,接受的人也仅限于少数佛教徒及原来信仰佛教的外域移民,尚未在中国本土生根。
般若思想能成为中国精神文化的一部分,必须与中国实际生活发生相互作用,能提供当时中国社会的需要。与思想文化相应,是能在本土生根的重要因素。魏晋之时,玄学清谈学风兴盛。佛教对中土的影响力,便是引用般若经入玄学,形成玄学与般若交融的时期。般若学说的玄远抽象,正迎合了当时的玄学风尚,以致广大知识分子竞相学习般若,形成了魏晋南北朝玄佛合流的盛况。当时在僧人中有佛图澄、道安、竺法雅、支遁、僧肇等六十四位高僧都兼具极高的玄学素养,般若玄学思潮蔚为当时风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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般若之智,是真如实相。缘起性空是般若的一体两面,依缘起法完成世间德用,依性空法到达涅槃彼岸,是法性、法相的真如实相。鸠摩罗什以前的佛教般若学者,为方便阐扬般若,援引玄学观点阐释佛家空义。当时佛学与玄学互相激荡、各有阐发,对于般若性空、本无思想产生了不同诠释,学派林立、各家争鸣,形成般若思想空前活跃的新局面,衍生成为“六家七宗”之说。
道安大师顺应东晋盛行玄风所创立的“本无宗”,是当时影响最大的般若思想学派,也深为广大知识分子所重。道安大师特别重视般若经典的研究,并尽其一生投入极大时间精力来弘扬。他藉“本无”来解释般若的空义,僧叡即称扬道安大师的学说“为诸宗最得性空实义”。
道安大师的般若思想当时无人可比拟,但他处于般若经的引进时代,经典尚不完备。直至鸠摩罗什大师来华,广泛译出般若经典,将印度般若经义理传入,又经弟子僧肇演绎般若精髓,才渐渐超越了东晋时期的般若思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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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汉时期佛法传入中土,随着佛法的弘传,汉人出家越来越多。僧团生活要有如法的僧仪规范、依戒而行,戒律就成为当时迫切重要的问题。佛陀制定戒律、轨范出家众行为,犹如国家制定律令成为百姓一概遵守的规矩。可是,道安大师在长安以前,还没有完整的戒本翻译,他曾感叹:“云有五百戒,不知何以不至!此乃最急。”五百条具足戒为何没有传至中土,这是最令道安大师着急的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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汉灵帝建宁三年,最早的戒律首先翻译出《义决律》一卷,次有《比丘诸禁律》一卷。曹魏嘉平二年,译出大众部戒律《僧祇戒心图记》;内容出具足戒五篇之名、立羯磨受戒法;此后又有《四分羯磨》出。《四分羯磨》及《僧祇戒心图记》两部书便是中国佛教翻译受戒戒法的开始,但这两本传来的戒律学著作也并不完备。待到道安大师主持翻译的《十诵比丘戒本》出来,二百六十条戒从此都能明了,终于有了一本完整五篇、七聚的戒本。
道安大师深知戒为众功德之始,身安其法,戒德难思,功逾众行,谨慎持护,成就道基。他在为《比丘大戒》所作的序言中指出:“世尊将戒律列为三藏之首。不论在家或出家人,检教各种行为,都要以戒律作为行持的基趾。犹如种种百行舟楫、辇舆,如果不以戒律为基础,行为须臾之间就沦落于不恭敬、不庄重,则伤害戒律之心已形成。伤戒的习惯入心以后,想要不沦落于三恶道,那是不符因果、未所听闻的。”道安大师提到“宁持戒而死,不犯戒而生”的愿心,希望僧众都能够洁身自爱、精持戒法。这是多么勇猛精进、宁可玉碎不为瓦全的精神。这样的持戒大愿,令此一代宗师“笃性精进、斋戒无阙”,戒行影响当世,亦为后世修行楷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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道安大师穷览经典,钩深致远、学理恢宏,为长养大众法身慧命,著作达于五十四种。思想着重于戒、定、慧三学,而躬亲实践、成就道业,达到证真之地。
道安大师为僧众慧命注疏讲经、理路明析。是自汉以后,从解经到译经的大弘法化者。他特重务实佛法,建立大众基础佛法修行次第,对法数及阿毗昙学极力弘扬,明达修行循序渐进的方法,而至究竟解脱。
奠基弘法、度众脱苦:道安大师的思想
道安大师系心戒法、艰辛求戒本,督导僧团务实学戒,将搜罗的戒本尽心弘扬。以身作则,坚守戒律行持;以戒律若不能持守,无异俗氓,言“宁持戒而死,不犯戒而生”。整肃僧仪令使矜庄、丝毫不纵,不使伤戒习惯入心,免于三途果报。制定戒规、规范僧尼行为,令使僧众安身立命,戒成解脱本、律成菩提本。
道安大师弘扬定学大义,以务实清虚之禅定修行,阐扬禅定功能,深观细微,发神通力;定深起用,伏断烦恼;由定发慧,转凡成圣。注解三昧经及禅经体系经典,因实修而由深刻见解,皆能探究原义,领众修定,挥发强大功能;四众深受其惠,制断烦恼、了脱生死。
道安大师坚持脱离格义、回复佛教性空原义,创立本无宗弘扬般若学,一生以般若著疏最多,是真正扭转“格义”到“得意”的佛教思想大家。综摄佛法功力一流,在有限的经典基础上,做到最有力度的佛法阐扬,为后世铺成平坦道途,是佛教中国化的伟大奠基者。
道安大师在战争岁月中,面对众苦交煎,引领众生从现实与执着的苦难中解脱出来,对众生能起到大受用、体证佛法,发挥重大功能。道安大师捍劳忍苦,鞠躬尽碎,亲躬实践,真正实现了佛法救度众生的本怀。
本文选自《高僧传·弥天圣人道安大师》(释慧谨著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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