佛教于东汉明帝时传入，佛学的真正确立则在两晋时代。东晋佛法兴隆的原因不出道安大师、鸠摩罗什大师等先后住世弘法，奠定佛教根基；加上帝王辅佐、名士玄谈，天下靡从，遂使佛教兴隆。
两晋时代，佛教迅速发展，佛学也从重视斋祀信仰转而趋向义理了解；并由原来重视禅学转向重视般若学。道安大师对禅学系统及般若学系统都尽量弘扬，在两方面都有重要地位。无怪乎东晋孙绰于《名德沙门论》赞叹：“释道安博物多才，通经名理。”
道安大师时代佛经尚未充足，佛经翻译条件不够理想，中印之间对应字词隔阂、存在着语言障碍，还有战乱不安定、对外来新思想解义不够等因缘，翻译出来的佛经其实不容易读懂。如道安大师这般想要深究佛法义理的沙门，只能一边学习、一边试着探究其真正义理。
彼时襄阳的环境相对安定，道安大师到襄阳后便开始整理以前注解的经文，并将它们重新抄录，赠送给信众，再讲解给僧众听。因为开坛讲课，来听讲的人越来越多，所以他又请人们将这些注解抄录更多赠送给来求法的四众弟子。道安大师的佛学思想渐渐地在襄阳、荆州及江东地区流传，相当受欢迎。人们普遍认为道安大师的注解比前人注解容易理解，佛学义理也非常契理契机，能解答四众修法的疑问。
道安大师是一代佛学宗师，其著作凝聚了大师的心血，透过著作也可以了解到他的佛学思想。道安大师的佛学著作，主要在濩泽、襄阳及长安三地所作，其中以襄阳著作最为丰富；但这些著作大多在岁月中亡佚，未能流传于后世，只有二十五篇佛经序文及一本完整的《人本欲生经注》存世。
道安大师一生著作颇多，约有五十四种，可分为三大类。其一，对当时佛经所作注解有十九种；其二，著述十一种。包括论著八种及书信往返间、能够反映其思想精华的佛学问答三种；其三，所写经序二十四种。此类著述中，道安大师对般若思想尤为着力。其《般若经》注解有十种，对般若见解著书有三种，般若经序有二种，共计十五种般若著作。可谓尽心全力，力解经义，苦心阐述，致力弘扬，为中国般若学奠基先驱者。
道安大师正见分明，所作的各经经序就是读经的指导方针，完全按照佛学修行脉络，阐述出佛学名相解释与修行次第的关系，其佛学思想系统造诣非常扎实。佛法思想恢宏巨大，道安大师当时佛法资源稀缺，其求真思想却毫不逊色于现代经文解释，完全能契中佛法、精准掌握。
道安大师殷勤弘法不断、讲述不辍，把深奥玄妙的义理，画龙点睛般地组织成有系统的佛法，适合于当时信众的接受能力。在佛法初兴的时代，使佛法的传播倍道而进，具有极大贡献。
禅观思想是佛教早期传入最重要的思想之一，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与般若思想同为佛教两大重要法门。当时，禅观思想大都受东汉安世高所翻译禅经影响。北方佛学偏重于禅观的修持，故称为北方禅学系统。道安大师出生在冀州，一生也多在北方活动。作为禅经流行之地的北方，正是孕育他禅学功底的环境。
道安大师对于练心息念禅法的功夫用功甚深，后来在濩泽、飞龙山以及恒山等地停留期间，对注释佛经从不停歇。对《道地经》《阴持入经》《小十二门经》《大十二门经》《安般守意经》等禅经系统，道安大师皆有深刻见解而做注解，探究其深意。并以弘法的愿心，传授给僧众学习。在道安大师离开邺城、前往牵口山之境时，已经有四百多人追随他修习经法与禅观、遵行他的解行教诫。道安大师的解（信解经文）、行（禅修、行仪和菩提愿心）以及教诫（戒法僧规的重守）都对当时有极大影响。
道安大师讲“禅”，已经从“防闲”“念空”“制形”这类禅的功用，突出了“了色”“解形”等理论的思考。进而由“禅”发“慧”，进到解脱的境界。禅观经过道安大师等高僧的努力宣扬，北方前秦与后秦时更加兴起。北方禅学大盛，被归类为小乘禅的领域。大乘佛教禅观逮《坐禅三昧经》出，大乘禅和小乘禅别立的关系才告明确，因而促成天台止观的成立及中国禅宗的诞生。
般若经最早的翻译从东汉末年的支娄迦谶开始，后来经支谦、朱士行、竺法护等人努力，将流行于印度和西域的佛教般若思想介绍到中国。西晋元康、永嘉年间，般若思想仍停留在引进阶段，接受的人也仅限于少数佛教徒及原来信仰佛教的外域移民，尚未在中国本土生根。
般若思想能成为中国精神文化的一部分，必须与中国实际生活发生相互作用，能提供当时中国社会的需要。与思想文化相应，是能在本土生根的重要因素。魏晋之时，玄学清谈学风兴盛。佛教对中土的影响力，便是引用般若经入玄学，形成玄学与般若交融的时期。般若学说的玄远抽象，正迎合了当时的玄学风尚，以致广大知识分子竞相学习般若，形成了魏晋南北朝玄佛合流的盛况。当时在僧人中有佛图澄、道安、竺法雅、支遁、僧肇等六十四位高僧都兼具极高的玄学素养，般若玄学思潮蔚为当时风尚。
般若之智，是真如实相。缘起性空是般若的一体两面，依缘起法完成世间德用，依性空法到达涅槃彼岸，是法性、法相的真如实相。鸠摩罗什以前的佛教般若学者，为方便阐扬般若，援引玄学观点阐释佛家空义。当时佛学与玄学互相激荡、各有阐发，对于般若性空、本无思想产生了不同诠释，学派林立、各家争鸣，形成般若思想空前活跃的新局面，衍生成为“六家七宗”之说。
道安大师顺应东晋盛行玄风所创立的“本无宗”，是当时影响最大的般若思想学派，也深为广大知识分子所重。道安大师特别重视般若经典的研究，并尽其一生投入极大时间精力来弘扬。他藉“本无”来解释般若的空义，僧叡即称扬道安大师的学说“为诸宗最得性空实义”。
道安大师的般若思想当时无人可比拟，但他处于般若经的引进时代，经典尚不完备。直至鸠摩罗什大师来华，广泛译出般若经典，将印度般若经义理传入，又经弟子僧肇演绎般若精髓，才渐渐超越了东晋时期的般若思想。
东汉时期佛法传入中土，随着佛法的弘传，汉人出家越来越多。僧团生活要有如法的僧仪规范、依戒而行，戒律就成为当时迫切重要的问题。佛陀制定戒律、轨范出家众行为，犹如国家制定律令成为百姓一概遵守的规矩。可是，道安大师在长安以前，还没有完整的戒本翻译，他曾感叹：“云有五百戒，不知何以不至！此乃最急。”五百条具足戒为何没有传至中土，这是最令道安大师着急的事。
汉灵帝建宁三年，最早的戒律首先翻译出《义决律》一卷，次有《比丘诸禁律》一卷。曹魏嘉平二年，译出大众部戒律《僧祇戒心图记》；内容出具足戒五篇之名、立羯磨受戒法；此后又有《四分羯磨》出。《四分羯磨》及《僧祇戒心图记》两部书便是中国佛教翻译受戒戒法的开始，但这两本传来的戒律学著作也并不完备。待到道安大师主持翻译的《十诵比丘戒本》出来，二百六十条戒从此都能明了，终于有了一本完整五篇、七聚的戒本。
道安大师深知戒为众功德之始，身安其法，戒德难思，功逾众行，谨慎持护，成就道基。他在为《比丘大戒》所作的序言中指出：“世尊将戒律列为三藏之首。不论在家或出家人，检教各种行为，都要以戒律作为行持的基趾。犹如种种百行舟楫、辇舆，如果不以戒律为基础，行为须臾之间就沦落于不恭敬、不庄重，则伤害戒律之心已形成。伤戒的习惯入心以后，想要不沦落于三恶道，那是不符因果、未所听闻的。”道安大师提到“宁持戒而死，不犯戒而生”的愿心，希望僧众都能够洁身自爱、精持戒法。这是多么勇猛精进、宁可玉碎不为瓦全的精神。这样的持戒大愿，令此一代宗师“笃性精进、斋戒无阙”，戒行影响当世，亦为后世修行楷模。
道安大师穷览经典，钩深致远、学理恢宏，为长养大众法身慧命，著作达于五十四种。思想着重于戒、定、慧三学，而躬亲实践、成就道业，达到证真之地。
道安大师为僧众慧命注疏讲经、理路明析。是自汉以后，从解经到译经的大弘法化者。他特重务实佛法，建立大众基础佛法修行次第，对法数及阿毗昙学极力弘扬，明达修行循序渐进的方法，而至究竟解脱。
道安大师系心戒法、艰辛求戒本，督导僧团务实学戒，将搜罗的戒本尽心弘扬。以身作则，坚守戒律行持；以戒律若不能持守，无异俗氓，言“宁持戒而死，不犯戒而生”。整肃僧仪令使矜庄、丝毫不纵，不使伤戒习惯入心，免于三途果报。制定戒规、规范僧尼行为，令使僧众安身立命，戒成解脱本、律成菩提本。
道安大师弘扬定学大义，以务实清虚之禅定修行，阐扬禅定功能，深观细微，发神通力；定深起用，伏断烦恼；由定发慧，转凡成圣。注解三昧经及禅经体系经典，因实修而由深刻见解，皆能探究原义，领众修定，挥发强大功能；四众深受其惠，制断烦恼、了脱生死。
道安大师坚持脱离格义、回复佛教性空原义，创立本无宗弘扬般若学，一生以般若著疏最多，是真正扭转“格义”到“得意”的佛教思想大家。综摄佛法功力一流，在有限的经典基础上，做到最有力度的佛法阐扬，为后世铺成平坦道途，是佛教中国化的伟大奠基者。
道安大师在战争岁月中，面对众苦交煎，引领众生从现实与执着的苦难中解脱出来，对众生能起到大受用、体证佛法，发挥重大功能。道安大师捍劳忍苦，鞠躬尽碎，亲躬实践，真正实现了佛法救度众生的本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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