奠基弘法、度眾脫苦：道安大師的思想

佛教於東漢明帝時傳入，佛學的真正確立則在兩晉時代。東晉佛法興隆的原因不出道安大師、鳩摩羅什大師等先後住世弘法，奠定佛教根基；加上帝王輔佐、名士玄談，天下靡從，遂使佛教興隆。

兩晉時代，佛教迅速發展，佛學也從重視齋祀信仰轉而趨向義理了解；並由原來重視禪學轉向重視般若學。道安大師對禪學系統及般若學系統都盡量弘揚，在兩方面都有重要地位。無怪乎東晉孫綽於《名德沙門論》讚歎：“釋道安博物多才，通經名理。”

道安大師時代佛經尚未充足，佛經翻譯條件不夠理想，中印之間對應字詞隔閡、存在着語言障礙，還有戰亂不安定、對外來新思想解義不夠等因緣，翻譯出來的佛經其實不容易讀懂。如道安大師這般想要深究佛法義理的沙門，只能一邊學習、一邊試着探究其真正義理。

彼時襄陽的環境相對安定，道安大師到襄陽後便開始整理以前註解的經文，並將它們重新抄錄，贈送給信眾，再講解給僧眾聽。因為開壇講課，來聽講的人越來越多，所以他又請人們將這些註解抄錄更多贈送給來求法的四眾弟子。道安大師的佛學思想漸漸地在襄陽、荊州及江東地區流傳，相當受歡迎。人們普遍認為道安大師的註解比前人註解容易理解，佛學義理也非常契理契機，能解答四眾修法的疑問。

道安大師是一代佛學宗師，其著作凝聚了大師的心血，透過著作也可以了解到他的佛學思想。道安大師的佛學著作，主要在濩澤、襄陽及長安三地所作，其中以襄陽著作最為豐富；但這些著作大多在歲月中亡佚，未能流傳於後世，只有二十五篇佛經序文及一本完整的《人本欲生經注》存世。

道安大師一生著作頗多，約有五十四種，可分為三大類。其一，對當時佛經所作註解有十九種；其二，著述十一種。包括論著八種及書信往返間、能夠反映其思想精華的佛學問答三種；其三，所寫經序二十四種。此類著述中，道安大師對般若思想尤為著力。其《般若經》註解有十種，對般若見解著書有三種，般若經序有二種，共計十五種般若著作。可謂盡心全力，力解經義，苦心闡述，致力弘揚，為中國般若學奠基先驅者。

道安大師正見分明，所作的各經經序就是讀經的指導方針，完全按照佛學修行脈絡，闡述出佛學名相解釋與修行次第的關係，其佛學思想系統造詣非常紮實。佛法思想恢宏巨大，道安大師當時佛法資源稀缺，其求真思想卻毫不遜色於現代經文解釋，完全能契中佛法、精準掌握。

道安大師殷勤弘法不斷、講述不輟，把深奧玄妙的義理，畫龍點睛般地組織成有系統的佛法，適合於當時信眾的接受能力。在佛法初興的時代，使佛法的傳播倍道而進，具有極大貢獻。

禪觀思想是佛教早期傳入最重要的思想之一，在魏晉南北朝時期與般若思想同為佛教兩大重要法門。當時，禪觀思想大都受東漢安世高所翻譯禪經影響。北方佛學偏重於禪觀的修持，故稱為北方禪學系統。道安大師出生在冀州，一生也多在北方活動。作為禪經流行之地的北方，正是孕育他禪學功底的環境。

道安大師對於練心息念禪法的功夫用功甚深，後來在濩澤、飛龍山以及恆山等地停留期間，對注釋佛經從不停歇。對《道地經》《陰持入經》《小十二門經》《大十二門經》《安般守意經》等禪經系統，道安大師皆有深刻見解而做註解，探究其深意。並以弘法的願心，傳授給僧眾學習。在道安大師離開鄴城、前往牽口山之境時，已經有四百多人追隨他修習經法與禪觀、遵行他的解行教誡。道安大師的解（信解經文）、行（禪修、行儀和菩提願心）以及教誡（戒法僧規的重守）都對當時有極大影響。

道安大師講“禪”，已經從“防閑”“念空”“制形”這類禪的功用，突出了“了色”“解形”等理論的思考。進而由“禪”發“慧”，進到解脫的境界。禪觀經過道安大師等高僧的努力宣揚，北方前秦與後秦時更加興起。北方禪學大盛，被歸類為小乘禪的領域。大乘佛教禪觀逮《坐禪三昧經》出，大乘禪和小乘禪別立的關係才告明確，因而促成天台止觀的成立及中國禪宗的誕生。

般若經最早的翻譯從東漢末年的支婁迦讖開始，後來經支謙、朱士行、竺法護等人努力，將流行於印度和西域的佛教般若思想介紹到中國。西晉元康、永嘉年間，般若思想仍停留在引進階段，接受的人也僅限於少數佛教徒及原來信仰佛教的外域移民，尚未在中國本土生根。

般若思想能成為中國精神文化的一部分，必須與中國實際生活發生相互作用，能提供當時中國社會的需要。與思想文化相應，是能在本土生根的重要因素。魏晉之時，玄學清談學風興盛。佛教對中土的影響力，便是引用般若經入玄學，形成玄學與般若交融的時期。般若學說的玄遠抽象，正迎合了當時的玄學風尚，以致廣大知識分子競相學習般若，形成了魏晉南北朝玄佛合流的盛況。當時在僧人中有佛圖澄、道安、竺法雅、支遁、僧肇等六十四位高僧都兼具極高的玄學素養，般若玄學思潮蔚為當時風尚。

般若之智，是真如實相。緣起性空是般若的一體兩面，依緣起法完成世間德用，依性空法到達涅槃彼岸，是法性、法相的真如實相。鳩摩羅什以前的佛教般若學者，為方便闡揚般若，援引玄學觀點闡釋佛家空義。當時佛學與玄學互相激蕩、各有闡發，對於般若性空、本無思想產生了不同詮釋，學派林立、各家爭鳴，形成般若思想空前活躍的新局面，衍生成為“六家七宗”之說。

道安大師順應東晉盛行玄風所創立的“本無宗”，是當時影響最大的般若思想學派，也深為廣大知識分子所重。道安大師特別重視般若經典的研究，並盡其一生投入極大時間精力來弘揚。他藉“本無”來解釋般若的空義，僧叡即稱揚道安大師的學說“為諸宗最得性空實義”。

道安大師的般若思想當時無人可比擬，但他處於般若經的引進時代，經典尚不完備。直至鳩摩羅什大師來華，廣泛譯出般若經典，將印度般若經義理傳入，又經弟子僧肇演繹般若精髓，才漸漸超越了東晉時期的般若思想。

東漢時期佛法傳入中土，隨着佛法的弘傳，漢人出家越來越多。僧團生活要有如法的僧儀規範、依戒而行，戒律就成為當時迫切重要的問題。佛陀制定戒律、軌範出家眾行為，猶如國家制定律令成為百姓一概遵守的規矩。可是，道安大師在長安以前，還沒有完整的戒本翻譯，他曾感嘆：“雲有五百戒，不知何以不至！此乃最急。”五百條具足戒為何沒有傳至中土，這是最令道安大師着急的事。

漢靈帝建寧三年，最早的戒律首先翻譯出《義決律》一卷，次有《比丘諸禁律》一卷。曹魏嘉平二年，譯出大眾部戒律《僧祇戒心圖記》；內容出具足戒五篇之名、立羯磨受戒法；此後又有《四分羯磨》出。《四分羯磨》及《僧祇戒心圖記》兩部書便是中國佛教翻譯受戒戒法的開始，但這兩本傳來的戒律學著作也並不完備。待到道安大師主持翻譯的《十誦比丘戒本》出來，二百六十條戒從此都能明了，終於有了一本完整五篇、七聚的戒本。

道安大師深知戒為眾功德之始，身安其法，戒德難思，功逾眾行，謹慎持護，成就道基。他在為《比丘大戒》所作的序言中指出：“世尊將戒律列為三藏之首。不論在家或出家人，檢教各種行為，都要以戒律作為行持的基趾。猶如種種百行舟楫、輦輿，如果不以戒律為基礎，行為須臾之間就淪落於不恭敬、不莊重，則傷害戒律之心已形成。傷戒的習慣入心以後，想要不淪落於三惡道，那是不符因果、未所聽聞的。”道安大師提到“寧持戒而死，不犯戒而生”的願心，希望僧眾都能夠潔身自愛、精持戒法。這是多麼勇猛精進、寧可玉碎不為瓦全的精神。這樣的持戒大願，令此一代宗師“篤性精進、齋戒無闕”，戒行影響當世，亦為後世修行楷模。

道安大師窮覽經典，鉤深致遠、學理恢宏，為長養大眾法身慧命，著作達於五十四種。思想着重於戒、定、慧三學，而躬親實踐、成就道業，達到證真之地。

道安大師為僧眾慧命註疏講經、理路明析。是自漢以後，從解經到譯經的大弘法化者。他特重務實佛法，建立大眾基礎佛法修行次第，對法數及阿毗曇學極力弘揚，明達修行循序漸進的方法，而至究竟解脫。

道安大師繫心戒法、艱辛求戒本，督導僧團務實學戒，將搜羅的戒本盡心弘揚。以身作則，堅守戒律行持；以戒律若不能持守，無異俗氓，言“寧持戒而死，不犯戒而生”。整肅僧儀令使矜莊、絲毫不縱，不使傷戒習慣入心，免於三途果報。制定戒規、規範僧尼行為，令使僧眾安身立命，戒成解脫本、律成菩提本。

道安大師弘揚定學大義，以務實清虛之禪定修行，闡揚禪定功能，深觀細微，發神通力；定深起用，伏斷煩惱；由定發慧，轉凡成聖。註解三昧經及禪經體系經典，因實修而由深刻見解，皆能探究原義，領眾修定，揮發強大功能；四眾深受其惠，制斷煩惱、了脫生死。

道安大師堅持脫離格義、回復佛教性空原義，創立本無宗弘揚般若學，一生以般若著疏最多，是真正扭轉“格義”到“得意”的佛教思想大家。綜攝佛法功力一流，在有限的經典基礎上，做到最有力度的佛法闡揚，為後世鋪成平坦道途，是佛教中國化的偉大奠基者。

道安大師在戰爭歲月中，面對眾苦交煎，引領眾生從現實與執着的苦難中解脫出來，對眾生能起到大受用、體證佛法，發揮重大功能。道安大師捍勞忍苦，鞠躬盡碎，親躬實踐，真正實現了佛法救度眾生的本懷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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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文選自《高僧傳·彌天聖人道安大師》（釋慧謹著）